直面真相

中国人权声明

中国人权推出“拒绝遗忘”专题项目

在“六四”30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推出“拒绝遗忘”专题项目——惨遭中国戒严部队杀害的学生和平民的系列简介。该专题根据“天安门母亲”群体近30年来收集的资料而成。“拒绝遗忘”旨在尊重死难者的生命,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天安门母亲”向中国政府提出的真相、问责、赔偿三项诉求。阅读死难者档案

三十年前,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政府对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和平示威抗议活动实施了武力镇压。这场由学生发起、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要求民主和改革、呼吁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获得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积极加入到这场持续50天的抗议活动中,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在6月3日夜晚及随后几天里,在中国最高当局的指令下,戒严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用冲锋枪和手枪开火,用坦克碾压,用刺刀刺杀,无数百姓被残忍地杀害。在“六四”镇压中,中国政府下令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在和平时期杀害自己的人民,给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中国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不仅令整个中国,也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然而30年来,中国政府不仅从来没有对其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反而一直采取各种手段试图从历史中抹掉“六四”这一页,强迫那些受害者和亲历者遗忘,让年轻人永远不会了解。 与此同时,“六四”镇压开启了当局采用暴力镇压的模式,来对付任何被认为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构成威胁的挑战,绝对不容忍批评性的不同观点,完全无视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可以说,“六四”无法无天的暴力镇压和政府可以逃脱罪责,已经成为30年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写照,而且在习近平治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正因为当局认为可以逃脱罪责,所以在“六四”后变本加厉,一再地让全世界看到其种种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做法:呼吁政治改革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被监禁至死;通过监禁和身心折磨,摧毁整个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群体;公然绑架外国公民,甚至在外国领土上;噤声知识分子;继续压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关押新疆的100多万穆斯林以抹杀其文化和宗教。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由于国际社会只顾自身利益,认可了中国领导人六四后的‘讨价还价’——只进行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以及放过了中国政府本应对杀害其本国民众负责,这令人悲哀地促成了今日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持续践踏。”

谭竞嫦进一步指出:“为了换取贸易利益和进入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外国政府和公司宁愿相信: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将有助于其通过国际规则实现民主化。但是事与愿违,中国在积累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正在改变国际规则,并积极推销其与普世价值观相抵触的人权、发展和民主的特色模式。”

国际社会与中国的交往,尤其是为了经贸利益而将人权边缘化,已使中共的党国统治越来越厚颜无耻和胆大妄为,所谓“法治”已经名存实亡。中国的目的就是在高科技上加强对每个公民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面控制,持续地侵犯国际法所载明的基本权利。

镇压之后的广场

镇压之后的广场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在国际事务中加紧努力,不仅要改写国际社会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而制定的国际人权准则和规范,而且还好战地蔑视由国际社会制定的贸易规则,窃取他国的高科技为其监视和控制网络空间服务。

谭竞嫦说:“这个党国政权受到了1989年镇压的鼓励——杀人可以逃脱罪责,现在它正在加紧努力使镇压合法化,并提升其监控和社会管治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来复活党国体制。”

在当局的强力压制下,“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一直与中国当局进行的强制失忆进行抗争,从未停止过提出正义的诉求。这个群体由“六四”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组成,有182名成员(其中55人已去世)。她们不惧骚扰、监视和威胁报复,持续不断地收集证据,追究当局的罪责。近三十年来,她们确认并记录了在“六四”镇压中丧生的202人,并汇集了当局所犯罪行的证据。她们化悲愤为实际行动,通过互相之间的道义支持和顽强的抗争,为死去亲人伸张正义,要求当局回应其三项基本要求:真相、问责和赔偿。她们虽然屡遭当局打压,但一直坚持不懈。她们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灯塔和良心。

正是由于“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的努力,才使得中国人权的“拒绝遗忘”项目成为可能。“六四”受害者的系列简介是根据“天安门母亲”群体所收集的资料编制起来的,由文字、照片和视频组成,讲述了“六四”死难者和家人的故事,其中包括他们如何死亡,而且尽可能讲述给其家人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

谭竞嫦说:“死者不能再复活。中国人权推出‘拒绝遗忘’项目,旨在纪念在‘六四’镇压中失去的每一个生命。我们希望这些简介能够提醒全世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其中许多是充满激情和爱国的学生,他们渴望拥有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他们的生命被中国政府残杀,而这个政府还在继续否认他们的死亡。”

中国人权推出“拒绝遗忘”项目来支持“天安门母亲”对“六四”镇压的真相、问责和赔偿的要求, 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入进来。“六四”30周年不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而且到了该直面真相的时候了。

天安门母亲

部分在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悼念罹难亲人,2019年3月

部分在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悼念罹难亲人,2019年3月

让全世界能够了解在“六四”镇压中202名罹难者的故事,这本身就证明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了不起的成就。多年来,他们挖掘出中国当局刻意回避的信息,掌握了证明中国政府应对冷血杀戮负责的大量证据,并坚持提醒世界:中国政府还没有说出事件的真相。

“天安门母亲”群体最早由两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组成,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另一个是航天部高级工程师张先玲。丁子霖在“六四”镇压中失去了17岁的儿子蒋捷连,她在文章中讲述了该群体形成的过程:

丁子霖:《记录死亡:十年回顾》(1999年)

1989 年 6 月 3 日夜 11 时许,我的儿子蒋捷连於木樨地遇难。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刚满十七岁的中学生。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3 时半,另一位中学生王楠,于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遇难,当时也才十九岁。

1989 年 9 月的一天,我终于拨通了王楠父母的电话。

过了几天,一位中年妇女由她的先生陪同来到我家里。她向我讲述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她显得很平静,但看得出来,她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底。她就是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她告诉我,她儿子的尸体是从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土坑里挖出来的,己经腐烂、长蛆了……

她是我结识的第一位难友。从这一刻起,我们萌生了寻找其他死难亲属的念头。

第二年清明节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小纸条,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我依稀记得,这张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她在纸条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单位的电话。她是联系上的第二位难友。

陆春林的母亲陆玉宝(中)与丁子霖(左)和张先玲(右)(1996年秋)

陆春林的母亲陆玉宝(中)与丁子霖(左)和张先玲(右)(1996年秋)

寻找罹难者和家属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起初,罹难者家属只能悄悄地把罹难者的名字告诉该群体的早期成员,或用纸条传给她们,有的是大学的职工转送的;提供难属家人姓名和地址的人有时甚至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有时,她们设法确认了罹难者的身份,却找不到其父母。有时即使成功找到罹难者家属,但也要等两三年之后,家属感到足够安全时,才同意与群体建立联系和交谈。

虽然有些罹难者的家在北京,但更多的却在外地,有些甚至住在道路不通的偏远山区。一些家长不识字,靠务农谋生。一件件令人心碎的事很快在寻访中浮现出来:许多罹难者来自贫困家庭,是家里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也是家里唯一能够送去上大学的孩子;孩子的死亡粉碎了整个家庭对生活前景寄予的希望。

通过多年的寻访,“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建立了一个有关“六四”屠杀和罹难者情况的内容广泛的文献档案——有罹难者家人写的证词和回忆文章;有“天安门母亲”成员探访难属中所录制的讲述罹难者情况的视频;有“天安门母亲”成员在探访其他难属后撰写的实录。

孙辉父母的访问视频:《天安门母亲讲述:孙辉的故事》

吴国锋父母的访问视频:《天安门母亲讲述:吴国锋的故事》

为了寻求正义, “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以来就不断地向中国政府领导人发出公开信,希望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但当局从未做过任何回应。到目前为止,“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已有55名成员过世,现还有127名成员。2012年,其中一位罹难者的父亲,在儿子遇难近23年后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表示:“冤屈未得申雪,决意以死抗争”。随着岁月的流失,群体成员人数逐年减少,每过一年,他们的诉求都变得越来越紧迫。

为寻求真相,寻找每个罹难者和遇难家庭,“天安门母亲”的一些成员一直受到当局的骚扰并曾遭拘留。他们每年都会在举行“两会”的“敏感”时期受到监控;每到“六四”周年之际,他们被剥夺了公开悼念的权利。当局禁止他们在亲人倒下的地方进行祭奠。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给亲人扫墓的日子,每当“六四”难属们到墓地给亲人扫墓时总是被便衣警察跟踪和监视。今年3月“两会”前,当局给“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些成员“打招呼”,要他们不要接受采访,并“被旅游”。尽管如此,今年3月,“天安门母亲”许多成员仍然聚集在一起悼念亲人,并重申誓言,绝不放弃为亲人寻求正义。

部分在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悼念罹难亲人,2019年3月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公开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公开信:
我们是“六四”英烈的守灵人。
为了守护亲人们生前所秉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天安门母亲”群体从1995年起就向历届的“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及国家领导人发布联署公开信,正式提出公正解决“六四”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问责”。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难属们在听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公开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公开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公开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公开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戴伟的母亲刘秀臣:“安息吧,我们会坚持到底。”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尹敏代表未能参加祭奠活动的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亲爱的孩子,我替你妈妈敬酒一杯。我们会坚强地走下去的,你安息吧。”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王鸿启的母亲狄孟奇:“孩子们,给你们敬杯酒吧。今年三十周年了……你让世界都看着我们… 让我们安心吧……孩子们,祝福你们。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说法,孩子们,请你们放心。”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王鸿启的母亲狄孟奇:“哎呀……我的亲人喔……孩子喔……亲人啊,当妈妈心里怎么受啊……孩子们啊,这么好的孩子没有个说法,让妈妈心里难受啊……三十年了……”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戴伟的母亲刘秀臣:“我们一定为你们讨回公道,我们坚持到底,一定坚持到底,你们安息吧。”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活动,难属们在点烛祭奠。

2019年3月,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举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祭奠活动中,难属们在向罹难者撒酒致哀。

六四30周年前夕,在京“天安门母亲”聚会祭奠罹难亲人

“六四”罹难者

在“天安门母亲”汇集的202名罹难者的资料中,罹难者年龄最小的仅9岁,最大的66岁,其中男性178人,女性34人。他们大多数是北京人,有142人;其余来自其他21个省市和地区,包括内蒙古、黑龙江、四川、陕西、宁夏、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

他们中有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工人、司机、工程师、厨师、音乐家、复员军人、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等。他们中有的来自农民家庭,有的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有的来自其父母一生笃信共产党的家庭,还有一位罹难者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女婿。 他们中既有爱国学生,也有退休人员。有一个女儿在去看望丧偶不久、独自在家的母亲时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学生在试图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时,被军官近距离开枪打死;有些在参加抢救伤员时自己中弹身亡;有些是在拍摄照片时被戒严部队士兵开枪打死。

“拒绝遗忘”中六位罹难者肖像(右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张瑾、王楠、苏欣、石岩、吴国锋、陈永廷

“拒绝遗忘”中六位罹难者肖像(右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张瑾、王楠、苏欣、石岩、吴国锋、陈永廷

还有许多人是在戒严部队任意朝人群开枪时中弹身亡;有一人被多发子弹射中后又被用刺刀捅死;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长安街上被从后面追上来的坦克碾压,多人被碾死;有些人站在路边等待过马路时被军用卡车撞伤致死;还有人在八层公寓的厨房里开灯时,被子弹射中头部。

许多人受伤后被送到医院时还有呼吸,但因医生被命令只治疗士兵而被耽误致死; 一些死者家属去医院认领亲人的尸体时,医生告诉他们要“快点儿”,戒严部队会来移走尸体,消灭证据;一些尸体被士兵匆匆埋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学校门前的绿地销尸灭迹。罹难者的骨灰甚至也遭到当局的歧视,存放在骨灰堂三年到期后,被下令不得续延存放。

拒绝遗忘”中的罹难者简介只是“天安门母亲”记录的202名罹难者中的一小部分;而202名罹难者也无疑只是中国政府下令军队蓄意残杀的无数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小部分。

在结束“天安门母亲”系列简介之际,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六四”血案已经30年,正义至今没有得到伸张,沉冤没有得到昭雪。中国政府拖延得越久,罪责就越大,最终逃不过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