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17岁,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家庭所在地:北京市。
曾积极参加八九爱国民主运动。1989年6月3日晚10点30分左右,被锁在家中的蒋捷连从卫生间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前往天安门广场,11点多戒严部队强行突进至木樨地,蒋捷连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遭枪杀。子弹从其后背左侧穿胸而过,伤及心脏,被送至北京儿童医院时,已停止呼吁。医院开具证明:“来院前已死亡”。蒋捷连是6月3日夜晚木樨地一带第一批遇难者。其骨灰安置在家中灵堂内。
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主要创始人和第一代发言人,蒋培坤是该群体的重要成员。
1989年5月1日蒋捷连与父母最后合影
“天安门母亲”成员尹敏手持蒋培坤、丁子霖儿子蒋捷连的遗像在六四30周年悼念亲人仪式上(2019年3月)
1986年底的蒋捷连
1989年5月17日,蒋捷连 ( 左一)与人大附中同学上街游行,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蒋捷连罹难百日祭
(2014年)
到了5月17日那一天,不仅是北京的普通民众,即使是一向对共产党言听计从的各个民主党派也汇入了首都百万民众示威抗议的洪流……
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市的中学生首次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后来我们还从他的同伴那里知道,这次游行是他和班(高二四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发起的……
6月3日那一天晚上,天空灰蒙蒙的,气压也很低,很沉闷……不料,那时北京的形势竟发生了突变。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说是政府要有什么行动,要求全市居民待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儿子一听到那个紧急通告却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了,他焦急地直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我回答他说:“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北京市民倾城出动上街、去广场,但现在已不可能做到。”我劝告他:“外面太危险,不要再出去了。”可他却急切地想出去,并且批评我怯懦……
我对他说:“你一个中学生,就是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用奥运会运动员的一句话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说罢,他转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了一声:“诀别吧!”……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儿子的出走竟是我们母子的永诀……在4日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由他父亲陪同来到了我们家门口,他说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们:蒋捷连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已被送往医院,但不知是哪家医院。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3日晚上10点半左右,他在人大校门口遇到蒋捷连,蒋骑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邀他一起去天安门。开始他不怎么想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当他们骑车经过木樨地桥头的时候,看到那里满大街都是人,从远处就能听到一阵一阵的呼喊声;而在桥西头的大街上,尽是装甲运兵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那时整个道路都被堵塞了,车辆和行人已无法通行,他们就把自行车放在了附近的绿地上。
他说正当这个时候,戒严部队开枪了,密集的机枪子弹朝着周围的人群一阵扫射。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但看到路面上火光闪烁,人群四散躲避,他俩也就躲到了木樨地地铁路北出口处的北侧、复外大街29号高层楼以南的一个长花坛后面。这时,机枪和自动步枪的扫射更猛烈了。深夜11点10分左右,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蒋捷连的后背,他的脚踝骨也被子弹擦破了。他说他还听见蒋捷连轻松地对他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你先走吧!”说罢踉跄地走了几步,便蹲了下去,随即倒卧在地,鲜血浸透了身上的T恤衫。
6月4日的北京,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先前那响彻夜空的呐喊声已经停息,但四处仍不断有零星的流弹呼啸而过;一路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丢弃的坦克和军车,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那马路两旁的树木、花草、房屋,所有一切,似乎都低垂着头,在为这惨遭灾祸的古城哭泣、流泪。
向蒋捷连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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