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真相

中國人權聲明

2019年5月15日

中國人權推出「拒絕遺忘」專題項目

在「六四」30周年之際,拒絕遺忘專題專案——慘遭中國戒嚴部隊殺害的學生和平民的系列簡介。該專題根據「天安門母親」群體近30年來收集的資料而成。「拒絕遺忘」旨在尊重死難者的生命,並呼籲國際社會支持「天安門母親」向中國政府提出的真相、問責、賠償三項訴求。閲讀死难者檔案

三十年前,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國政府對在北京發生的大規模和平示威抗議活動實施了武力鎮壓。這場由學生發起、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要求民主和改革、呼籲反腐敗的抗議活動獲得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響應,教師、知識份子、記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積極加入到這場持續50天的抗議活動中,全國各地許多城市也先後舉行了各類抗議活動。

在6月3日夜晚及隨後幾天裡,在中國最高當局的指令下,戒嚴部隊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用衝鋒槍和手槍開火,用坦克碾壓,用刺刀刺殺,無數百姓被殘忍地殺害。在「六四」鎮壓中,中國政府下令所謂的「人民解放軍」在和平時期殺害自己的人民,給成百上千甚至上萬的中國家庭造成毀滅性打擊,不僅令整個中國,也令全世界為之震驚。

然而30年來,中國政府不僅從來沒有對其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反而一直採取各種手段試圖從歷史中抹掉「六四」這一頁,強迫那些受害者和親歷者遺忘,讓年輕人永遠不會瞭解。 與此同時,「六四」鎮壓開啟了當局採用暴力鎮壓的模式,來對付任何被認為可能對中國共產黨政權構成威脅的挑戰,絕對不容忍批評性的不同觀點,完全無視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可以說,「六四」無法無天的暴力鎮壓和政府可以逃脫罪責,已經成為30年來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寫照,而且在習近平治下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正因為當局認為可以逃脫罪責,所以在「六四」後變本加厲,一再地讓全世界看到其種種違反國際人權準則的做法:呼籲政治改革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被監禁至死;通過監禁和身心折磨,摧毀整個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群體;公然綁架外國公民,甚至在外國領土上;噤聲知識份子;繼續壓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關押新疆的100多萬穆斯林以抹殺其文化和宗教。

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說:「由於國際社會只顧自身利益,認可了中國領導人六四後的‘討價還價’——只進行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以及放過了中國政府本應對殺害其本國民眾負責,這令人悲哀地促成了今日中國政府對人權的持續踐踏。」

譚競嫦進一步指出:「為了換取貿易利益和進入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和消費市場,外國政府和公司寧願相信: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將有助於其通過國際規則實現民主化。但是事與願違,中國在積累越來越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過程中正在改變國際規則,並積極推銷其與普世價值觀相抵觸的人權、發展和民主的特色模式。」

國際社會與中國的交往,尤其是為了經貿利益而將人權邊緣化,已使中共的党國統治越來越厚顏無恥和膽大妄為,所謂「法治」已經名存實亡。中國的目的就是在高科技上加強對每個公民的言論和行為的全面控制,持續地侵犯國際法所載明的基本權利。

镇压之后的广场

镇压之后的广场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還在國際事務中加緊努力,不僅要改寫國際社會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教訓而制定的國際人權準則和規範,而且還好戰地蔑視由國際社會制定的貿易規則,竊取他國的高科技為其監視和控制網路空間服務。

譚競嫦說:「這個党國政權受到了1989年鎮壓的鼓勵——殺人可以逃脫罪責,現在它正在加緊努力使鎮壓合法化,並提升其監控和社會管治能力,運用數字科技來復活党國體制。」

在當局的強力壓制下,「天安門母親」群體多年來一直與中國當局進行的強制失憶進行抗爭,從未停止過提出正義的訴求。這個群體由「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倖存者組成,有182名成員(其中55人已去世)。她們不懼騷擾、監視和威脅報復,持續不斷地收集證據,追究當局的罪責。近三十年來,她們確認並記錄了在「六四」鎮壓中喪生的202人,並彙集了當局所犯罪行的證據。她們化悲憤為實際行動,通過互相之間的道義支持和頑強的抗爭,為死去親人伸張正義,要求當局回應其三項基本要求:真相、問責和賠償。她們雖然屢遭當局打壓,但一直堅持不懈。她們是中國公民社會的燈塔和良心。

正是由於「天安門母親」群體多年來的努力,才使得中國人權的「拒絕遺忘」項目成為可能。「六四」受害者的系列簡介是根據「天安門母親」群體所收集的資料編制起來的,由文字、照片和視頻組成,講述了「六四」死難者和家人的故事,其中包括他們如何死亡,而且盡可能講述給其家人的生活造成怎樣的影響。

譚競嫦說:「死者不能再復活。中國人權推出‘拒絕遺忘’項目,旨在紀念在‘六四’鎮壓中失去的每一個生命。我們希望這些簡介能夠提醒全世界:他們是活生生的人——其中許多是充滿激情和愛國的學生,他們渴望擁有一個自由而公正的社會;他們的生命被中國政府殘殺,而這個政府還在繼續否認他們的死亡。」

中國人權推出「拒絕遺忘」項目來支持「天安門母親」對「六四」鎮壓的真相、問責和賠償的要求, 並敦促國際社會加入進來。「六四」30周年不僅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而且到了該直面真相的時候了。

天安門母親

部分在京「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悼念罹難親人,2019年3月

部分在京「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悼念罹難親人,2019年3月

讓全世界能夠瞭解在「六四」鎮壓中202名罹難者的故事,這本身就證明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了不起的成就。多年來,他們挖掘出中國當局刻意回避的資訊,掌握了證明中國政府應對冷血殺戮負責的大量證據,並堅持提醒世界:中國政府還沒有說出事件的真相。

「天安門母親」群體最早由兩位失去兒子的母親組成,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另一個是航天部高級工程師張先玲。丁子霖在「六四」鎮壓中失去了17歲的兒子蔣捷連,她在文章中講述了該群體形成的過程:

丁子霖:《記錄死亡:十年回顧》(1999年)

1989年6月3日夜11時許,我的兒子蔣捷連於木樨地遇難。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剛滿十七歲的中學生。

1989年6月4日淩晨3時半,另一位中學生王楠,於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遇難,當時也才十九歲。

1989年9月的一天,我終於撥通了王楠父母的電話。

過了幾天,一位中年婦女由她的先生陪同來到我家裡。她向我講述了她兒子遇難的經過。她顯得很平靜,但看得出來,她把巨大的悲痛壓在心底。她就是王楠的母親,張先玲女士。她告訴我,她兒子的屍體是從天安門附近的一個土坑裡挖出來的,己經腐爛、長蛆了……

她是我結識的第一位難友。從這一刻起,我們萌生了尋找其他死難親屬的念頭。

第二年清明節後的一天,張先玲女士給我送來了一張小紙條,這是她從萬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發現的。我依稀記得,這張紙條上寫著:……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倆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她在紙條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位址和單位的電話。她是聯繫上的第二位難友。

陸春林的母親陸玉寶(中)與丁子霖(左)和張先玲(右)(1996年秋)

陸春林的母親陸玉寶(中)與丁子霖(左)和張先玲(右)(1996年秋)

尋找罹難者和家屬的過程是異常艱難的。起初,罹難者家屬只能悄悄地把罹難者的名字告訴該群體的早期成員,或用紙條傳給她們,有的是大學的職工轉送的;提供難屬家人姓名和地址的人有時甚至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有時,她們設法確認了罹難者的身份,卻找不到其父母。有時即使成功找到罹難者家屬,但也要等兩三年之後,家屬感到足夠安全時,才同意與群體建立聯繫和交談。

雖然有些罹難者的家在北京,但更多的卻在外地,有些甚至住在道路不通的偏遠山區。一些家長不識字,靠務農謀生。一件件令人心碎的事很快在尋訪中浮現出來:許多罹難者來自貧困家庭,是家裡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也是家裡唯一能夠送去上大學的孩子;孩子的死亡粉碎了整個家庭對生活前景寄予的希望。

通過多年的尋訪,「天安門母親」群體已經建立了一個有關「六四」屠殺和罹難者情況的內容廣泛的文獻檔案——有罹難者家人寫的證詞和回憶文章;有「天安門母親」成員探訪難屬中所錄製的講述罹難者情況的視頻;有「天安門母親」成員在探訪其他難屬後撰寫的實錄。

孫輝父母的訪問視頻:《天安門母親講述:孫輝的故事》

吳國鋒父母的訪問視頻:《天安門母親講述:吳國鋒的故事》

為了尋求正義,「天安門母親」自1995年以來就不斷地向中國政府領導人發出公開信,希望以對話方式解決問題,但當局從未做過任何回應。到目前為止,「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已有55名成員過世,現還有127名成員。2012年,其中一位罹難者的父親,在兒子遇難近23年後自殺身亡。他在遺書中表示:「冤屈未得申雪,決意以死抗爭」。隨著歲月的流失,群體成員人數逐年減少,每過一年,他們的訴求都變得越來越緊迫。

為尋求真相,尋找每個罹難者和遇難家庭,「天安門母親」的一些成員一直受到當局的騷擾並曾遭拘留。他們每年都會在舉行「兩會」的「敏感」時期受到監控;每到「六四」周年之際,他們被剝奪了公開悼念的權利。當局禁止他們在親人倒下的地方進行祭奠。清明節是中國傳統給親人掃墓的日子,每當「六四」難屬們到墓地給親人掃墓時總是被便衣員警跟蹤和監視。今年3月「兩會」前,當局給「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一些成員「打招呼」,要他們不要接受採訪,並「被旅遊」。儘管如此,今年3月,「天安門母親」許多成員仍然聚集在一起悼念親人,並重申誓言,絕不放棄為親人尋求正義。

部分在京「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悼念罹難親人,2019年3月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公開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公開信:
我們是「六四」英烈的守靈人。
為了守護親人們生前所秉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天安門母親」群體從1995年起就向歷屆的「兩會」(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會議)及國家領導人發佈連署公開信,正式提出公正解決「六四」的三項訴求,即:「真相、賠償、問責」。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難屬們在聽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公開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公開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公開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尹敏念《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公開信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戴偉的母親劉秀臣:「安息吧,我們會堅持到底。」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尹敏代表未能參加祭奠活動的蔣捷連的母親丁子霖:「親愛的孩子,我替你媽媽敬酒一杯。我們會堅強地走下去的,你安息吧。」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王鴻啟的母親狄孟奇:「孩子們,給你們敬杯酒吧。今年三十周年了……你讓世界都看著我們… 讓我們安心吧……孩子們,祝福你們。我們一定會努力的,我們一定要給你們說法,孩子們,請你們放心。」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王鴻啟的母親狄孟奇:「哎呀……我的親人喔……孩子喔……親人啊,當媽媽心裡怎麼受啊……孩子們啊,這麼好的孩子沒有個說法,讓媽媽心裡難受啊……三十年了……」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戴偉的母親劉秀臣:「我們一定為你們討回公道,我們堅持到底,一定堅持到底,你們安息吧。」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活動,難屬們在點燭祭奠。

2019年3月,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舉行的「六四」30周年悼念親人祭奠活動中,難屬們在向罹難者撒酒致哀。

六四30周年前夕,在京「天安門母親」聚會祭奠罹難親人

「六四」罹難者

在「天安門母親」匯集的202名罹難​​者的資料中,罹難者年齡最小的僅9歲,最大的66歲,其中男性178人,女性34人。他們大多數是北京人,有142人;其餘來自其他21個省市和地區,包括內蒙古、黑龍江、四川、陝西、寧夏、上海、江蘇、浙江和福建。

他們中有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有工人、司機、工程師、廚師、音樂家、復員軍人、辦公室工作人員等等。他們中有的來自農民家庭,有的來自知識分子家庭,有的來自其父母一生篤信共產黨的家庭,還有一位罹難者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女婿。他們中既有愛國學生,也有退休人員。有一個女兒在去看望喪偶不久、獨自在家的母親時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學生在試圖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時,被軍官近距離開槍打死;有些在參加搶救傷員時自己中彈身亡;有些是在拍攝照片時被戒嚴部隊士兵開槍打死。

「拒絕遺忘」中六位罹難者肖像(右上角開始、順時針方向):張瑾、王楠、蘇欣、石岩、吳國鋒、陳永廷

「拒絕遺忘」中六位罹難者肖像(右上角開始、順時針方向):張瑾、王楠、蘇欣、石岩、吳國鋒、陳永廷

還有許多人是在戒嚴部隊任意朝人群開槍時中彈身亡;有一人被多發子彈射中後又被用刺刀捅死;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長安街上被從後面追上來的坦克碾壓,多人被碾死;有些人站在路邊等待過馬路時被軍用卡車撞傷致死;還有人在八層公寓的廚房裡開燈時,被子彈射中頭部。

許多人受傷後被送到醫院時還有呼吸,但因醫生被命令只治療士兵而被耽誤致死;一些死者家屬去醫院認領親人的屍體時,醫生告訴他們要「快點兒」,戒嚴部隊會來移走屍體,消滅證據;一些屍體被士兵匆匆埋在天安門西側的中學校門前的綠地銷屍滅跡。罹難者的骨灰甚至也遭到當局的歧視,存放在骨灰堂三年到期後,被下令不得續延存放。

拒絕遺忘」中的罹難者簡介只是「天安門母親」記錄的202名罹難​​者中的一小部分;而202名罹難​​者也無疑只是中國政府下令軍隊蓄意殘殺的無數手無寸鐵的平民的一小部分。

在結束「天安門母親」系列簡介之際,我們的心情異常沉重。「六四」血案已經30年,正義至今沒有得到伸張,沉冤沒有得到昭雪。中國政府拖延得越久,罪責就越大,最終逃不過歷史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