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他们原来是一家人（摘录）

（2004年）

他的儿子遇难了，他进了“清查办”；为了表示“效忠党国”，他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我没有把儿子教育好。”人们以为他的儿子还未成年，其实他的儿子已经30多岁了。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连找到了好几位“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其中有一位姓张的遗孀，她就住在我所在学校的附近，是一所小学的教师。

这位遗孀性格爽朗，直率中带有几分泼辣。她告诉我，她丈夫叫王一飞，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遇难前任职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公司。那年北京闹学潮，她和她丈夫常常一起去天安门，他俩觉得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应该去声援。6月3日那个夜晚，她和丈夫一起离家去木樨地，走到半道，丈夫担心女儿在家里害怕，就劝说她回去了。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她和她丈夫的永诀。小伙子是在离木樨地不远处的中科院院部门口中弹身亡的。丈夫去世后，她就靠自己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抚养幼小的女儿。生活是艰难的，但她决不向命运低头。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们家多年来的一个邻居，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对她的态度突然变了，常常欺侮她母女俩，稍有小小摩擦就恶语相对，辱骂她丈夫是“吃枪子儿死的”。有一次，她忍无可忍，给了骂人者狠狠一拳，居然把那人的鼻梁打歪了。为此，那个恶邻告到法院，逼她打了一场官司。人家有钱有势，结果这场官司她打输了，赔偿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医疗费。尽管如此，她也并不后悔，她说她维护了她丈夫的名誉，自己也出了一口恶气。

从小张那里，我知道了她公公内心的另一面。这位“纪委”副书记在单位里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但在家里却总是低着头，沉默无语。很多年了，他一直没有舍得将儿子的遗骨移到墓地去安葬，而是妥善地存放在家里。后来老俩口都退休了，他把自己身后之事作了安排。他托付儿媳将来把他们老俩口和儿子的遗骨一起运回山西老家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