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他們原來是一家人（摘錄）

（2004年）

他的兒子遇難了，他進了「清查辦」；為了表示「效忠黨國」，他不停地在大會小會上作檢討：「我沒有把兒子教育好。」人們以為他的兒子還未成年，其實他的兒子已經30多歲了。

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里，我一連找到了好幾位「六四」死難者的親屬。其中有一位姓張的遺孀，她就住在我所在學校的附近，是一所小學的教師。

這位遺孀性格爽朗，直率中帶有幾分潑辣。她告訴我，她丈夫叫王一飛，原來在中國科學院工作，遇難前任職於北京中關村的一個公司。那年北京鬧學潮，她和她丈夫常常一起去天安門，他倆覺得學生的行動是正義的，應該去聲援。6月3日那個夜晚，她和丈夫一起離家去木樨地，走到半道，丈夫擔心女兒在家裡害怕，就勸說她回去了。想不到，這一別竟成了她和她丈夫的永訣。小伙子是在離木樨地不遠處的中科院院部門口中彈身亡的。丈夫去世後，她就靠自己當小學教師的微薄工資撫養幼小的女兒。生活是艱難的，但她決不向命運低頭。

我們第一次見面，她就向我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她們家多年來的一個鄰居，自從她丈夫去世後對她的態度突然變了，常常欺侮她母女倆，稍有小小摩擦就惡語相對，辱罵她丈夫是「吃槍子兒死的」。有一次，她忍無可忍，給了罵人者狠狠一拳，居然把那人的鼻梁打歪了。為此，那個惡鄰告到法院，逼她打了一場官司。人家有錢有勢，結果這場官司她打輸了，賠償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醫療費。儘管如此，她也並不後悔，她說她維護了她丈夫的名譽，自己也出了一口惡氣。

從小張那裡，我知道了她公公內心的另一面。這位「紀委」副書記在單位里是共產黨的「好幹部」、「好黨員」；但在家裡卻總是低著頭，沈默無語。很多年了，他一直沒有捨得將兒子的遺骨移到墓地去安葬，而是妥善地存放在家裡。後來老倆口都退休了，他把自己身後之事作了安排。他托付兒媳將來把他們老倆口和兒子的遺骨一起運回山西老家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