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32岁，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太阳能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家庭所在地：北京市。
1989年6月4日凌晨2时许，戒严部队在南池子至历史博物馆一带与市民对峙，曾四次扫射百姓，于地第一批被击中，子弹从左下肋骨穿入右上肋穿出，伤及肝肾肺等八个脏器，擦伤脊柱，由协和医院先后作了四次大手术，抢救20余天，终因多功能衰竭，于6月30日晨9时死于协和医院。于地的骨灰盒存放于八宝山。
于地的父母均为离休老干部，妻子许力平为同单位职工，有一子，时年4岁。
孩子小，公公和妹妹是残疾，婆婆重病……为了不让孩子中断幼稚园教育，许力平尽量节省开支，有两三个月的青菜是靠在早市捡别人扔掉的菜叶度过的。1995年12月，许力平受洗成为天主教徒。2011年2月，许力平赴美。
许力平曾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
于地
于地与儿子
于地在天安门广场
家人与于地遗体告别
妻子和儿子向于地的遗体告别
妻子与儿子手捧于地的骨灰盒
北京协和医院的于地病历记录和首都医院发的死亡证明书影印件
（2011年）
1989年6月3日晚间6时，先生告诉父母下午在西单看到的惨景，激动并含着泪说“我从没见过老人和孩子跑回家拿着棍子出来自卫？！如果今后是这样的政党，我会考虑退党。”吃过晚饭，我丈夫让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湿毛巾，放在塑料袋里，以防军队下午使用的瓦斯催泪……，也为防备万一，他把自己姓名和联系电话写在一张很小的纸条上装进兜里，走了……再没有回来。
自从1989年，我丈夫被中共军人杀死之后，我的生活开始陷入地狱。尽管很多亲友同情我们，有些迫于政治压力和管制，不敢接近我们，而中共动用政府权力对我们精神和心理的迫害22年来，始终没有中断。
现在我居住的楼房地下室里，“6·4”20周年后搬入了一名当地警察，常年监视着我们。我曾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一定要居住在这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地下室。这名警察苦笑着说：你不要问了，我没办法，你不要给我找事就是对我工作最大帮助。
正是这些警察朋友以保护我的名义，20年前在八宝山我先生骨灰盒停放处，每到纪念日总是拴一条大狼狗守护着，让我难以接近；20年后，我们依旧被“保护”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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